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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全球治理赤字:现实形态及其治理逻辑
      2019年02月20日 09:43 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:陈鑫 字号

      内容摘要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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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作者简介:

        问题是发展的影子,人类社会在解?#37995;?#39064;中不断发展,也在?#20013;?#21457;展中不断面临新的挑战。近代以来,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?#24179;?#19990;界各国、尤其是?#20998;?#21508;国不仅实现了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,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与挑战,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。在此背景下,以德内拉·梅多斯(Donella Meadows)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了题为?#23545;?#38271;的极限》的研究报告,并率先提出了“全球问题”这一概念范畴,表达了人们对于日益?#29616;?#20840;球问题的关?#23567;?#32780;后,以德国前总理勃兰特(Willy Brandt)为代表的28名国?#25163;?#21517;人士为了解决全球问题,在1992年创造性地发起并成立了“全球治理委员会?#20445;?#24182;于1995年发表了题为《天涯若比邻》的研究报告。同年,美国著名国?#25910;?#27835;理论家詹姆斯·罗西瑙(James N.Rosenau)在《全球治理》创刊号中,?#32622;?#30830;地界定了“全球治理”的概念内涵,即:“全球治理可以被认为?#21069;?#25324;通过控制、追求目标以产生影响的各层次人类活动——从家庭到国?#39318;?#32455;——的规则系统,甚至包括被卷入相互?#35272;?#30340;、?#26412;?#22686;加的世界网络的大量规则系统。”

        理论层面的创新并未带来现实层面的?#24179;?#20919;战结束后,尤其是2008年以来,以霸权主义为代表的全球政治问题、以金融危机为代表的全球经济问题、以恐?#20048;?#20041;为代表的全球安全问题,以及?#20113;?#20505;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生态问题日益凸显,?#29616;?#23041;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。令人遗憾的是,随着全球范围内各类挑战的增多,本应日趋完善的全球治理反而日渐乏力,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?#29616;?#30340;赤字。这也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:“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。和平赤字、发展赤字、治理赤字,?#21069;?#22312;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。”

        一、全球治理缺乏民主性

        20世纪中期以来,随着二战硝烟的逐渐消弭,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为?#23435;?#25345;战后秩序的长久稳定以及自身广泛的全球利益,先后在安全层面成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体系,在经济层面建立了以布雷顿森?#20013;?#23450;为核心的全球经济体系,并在此基础之上,确立了现行于今的全球治理体系。该体系作为西方国家掌控全球秩序的工具与手?#21361;?#33258;形成伊始便有着两个鲜明特点:一方面,以主权国家为治理核心。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,主权国家便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活动主体,并一直延续至今,成为当前全球治理中的核心治理主体。另一方面,以“中心—外围”为治理结构。国家之间既有大小之分,也有贫富之别。在当今国际社会,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并操控着国?#25163;?#24207;,他们在各类全球治理中始终以“治理者”的身份处于“中心”地位。相反,实力相对?#20808;?#30340;广大发展中国家,由于缺乏相应的国际话语权和治理主导权,而不得不以“被治理者”的身份处于“外围”治理结构之中。

        冷战结束以来,随着民族运动的不断兴起,以及以信息?#38469;?#20026;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不断?#24179;?#22269;际社会日渐呈现出“去中心化”、“分散化”的时代特征。在此背景下,原来的全球治理模式不断瓦解,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权力结构更是在深刻变化。一方面,国际权力逐渐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。上个世纪末,随着东欧剧变、苏联解体,?#20013;?#20102;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开始逐步瓦解。原本为冷战阴云所笼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,在摆脱了美苏霸权统治后开始寻求经济建设以及自身发展。其中,以亚洲四小龙、金砖国家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,凭借科学的发展规划,快速实现了国家腾飞,并逐渐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。据国际货?#19968;?#37329;组织统计,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,?#24310;?001年的17.71%上升至2009年的24.22%;在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,更是由1990年的-0.6%上升至2010年的60%。与此同时,原本作为全球经济主推手的西方国家,却在同一时期全球经济贡献率上,由原来的88.6%断?#29575;?#22320;下跌至30%。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傲人成绩的新兴国家,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长,开始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,并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寻求适于自身发展的权利与地位。另一方面,国际权力逐渐由国家向非国家?#24418;?#20307;转移。新世纪以来,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幻,各类非国家?#24418;?#20307;日渐兴起。这其中既包括政府间、非政府间的各类国?#39318;?#32455;,也包括跨国团体、跨国公司等各类?#24418;?#20307;,同时还包括具有强大国?#35270;?#21709;力的国际个体。这些非国家?#24418;?#20307;的形成与发展,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权力结构,同时更对新时期的全球治理有着重要影响。可以说,在新世纪的今天,主权国家已不再是国际社会中的唯一主体,国际权力正逐渐向各类非国家?#24418;?#20307;流散。

        随着国际权力的不断转移与扩散,以西方国家为中心、“中心—外围”为结构的全球治理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。在此背景下,一些新兴国家及非国家?#24418;?#20307;开始呼吁变革旧的全球治理模式,要求重新分配国际社会中各个?#24418;?#20027;体的代表权和话语权,增进全球治理的民主性。?#28304;耍了?#21345;尔·拉?#33258;?#25351;出:“20世纪的许多架构和机构?#21069;湊展?#26102;的地缘政治原则设立的,其中地位日益衰落的参与方仍把持着过高的权力。许多重要的新兴强国实际上无法参与关键决策。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以更好地?#20174;?#24403;前和未来的需求。”令人遗憾的是,在如今的全球治理中,民主依旧只?#24378;?#26395;而不可即。譬如,在最为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中,虽然2010年的G20峰会已同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6%的国际货?#19968;?#37329;组织(IMF)投?#27604;ǎ?#20294;由于美国具有一票否决的巨大权力,使得这一IMF改革仍旧停留在书面之上,而未能获得真正实现。除此之外,全球治理在政治、安全以及生态层面同样也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,?#29616;?#38459;碍了各类全球问题的?#34892;?#35299;决。

        二、全球治理缺乏机制性

        17世纪中叶,为?#23435;?#25252;和平、寻求发展,历经三十年战火洗礼的?#20998;?#20154;民签订了《威斯特伐利亚?#26174;肌罰云?#31561;、主权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此形成。该体系作为人类历?#39134;系?#19968;个真正意义上的国?#25163;?#24207;,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世界各国的主权安全,同时也使得国际社会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。在此背景下,?#34892;?#35299;决全球问题就必然要以科学合理的制度机制来作为保障,唯有此,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才能避免陷入无序的“无政府状态”之中。然而,当前的全球治理存在着制度重叠的现象。新世纪以来,旨在解决全球问题、保障人类发展的治理制度在全球范围内争相涌现,并在一定程度上?#33322;?#20102;全球治理的巨大压力。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国际引导和?#34892;?#30340;协调统一,现存的各类治理制度之间,或议题交叉重叠,或职能雷同重复,?#29616;?#24433;响了全球治理的?#34892;平?#27668;候变化领域的制度安排便是最好的例证。在生态问题日益?#29616;?#30340;今天,国际社会为了更好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,先后形成了不同层面的治理制?#21462;?#36825;其中既有联合国层面的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、环境规划署以及联合国可?#20013;?#21457;展委员会,也有政府间的多边、双边气候制度,甚至还有各类民间的气候治理制?#21462;?#20294;气候治理是一个科学、系统的工程,缺乏协调统一的制度安排,即便是数量众多也未必能产生良好效果,相反,甚至有可能相互掣肘,阻碍全球问题的?#34892;?#35299;决。

        除此之外,全球治理中也存在着制度盲点。在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治理层面,由于世界各国?#28304;?#20110;基本的协商和论坛阶?#21361;?#32570;乏必要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化的合作框架,使得整个全球网络治理?#28304;?#22312;制度上的“空白”阶段。在国际法层面,美国戴维·鲁本(David Luban)还曾形象地指出:“国际刑法的制度建设还处在初级阶?#21361;?#23613;管充满希望,但像所有的新生儿一样,它还是脆弱的?#20445;?#24378;调了在跨国犯罪领域全球治理的“空白”。与之相类似,全球范围内极地问题、太空问题日渐凸显,一定程度上暴?#35835;?#20840;球治理中制度的“盲点”。

        三、全球治理缺乏?#34892;?#24615;

       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·奥尔森(Mancur Olson)在《集体行动的逻辑》一书中曾阐述了“集体行动困境”理论。在他看来,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,并不一定会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之下而采取共同行动。相反,每个人所具有的自利?#24418;?#29978;?#37327;?#33021;阻碍集体行动的进行,并最终导致“集体行动困境”。无独有偶,英国著名学者哈丁(Hardin)在《公地的悲剧》中提出的“公地悲剧”理论(Tragedy of the commons),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(Rousseau)在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提出的?#20658;月?#21338;弈?#20445;⊿HG),同样表达了类似的集体行动问题。而新时期的全球治理,作为当前国际社会中规模最大的集体行动,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“集体行动困境”。

       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,民族国家便始终是国际交往中的政治个体,也是世界体系中的核心?#24418;?#20307;。它们在个体理性的驱动之下,始终坚持“国家利益高于一?#23567;?#30340;基本原则,并试图以最小成本,博取最大收益。也正因如此,作为民族国家的世界各国在面对具有公共性?#23454;?#20840;球治理时,?#36861;?#25226;国家的个体利益置于全球的集体利益之上,妄图以?#25353;?#20415;车”的?#24418;?#26469;分享全球治理成果,从而实现以最小成本,获取最大收益的目的。气候治理层面的?#26399;謾?#21338;弈便是这种“集体行动困境”的有力代表。由于气候治理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质,并且直接关乎着每个国家的发展利益,所以即便世界各国在气候治理层面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,但它们仍旧优先从本国利益出发,为了自身权益而激烈博?#27169;?#30456;互?#26399;茫?#26368;?#25112;?#20840;球范围内的集体利益束之高阁,不加考?#24688;?#35199;方发达国家,尤其是美国是气候治理中“集体行动困境”的最大推手。为?#23435;?#25252;自身的核心利益,不仅在气候治理中逃避责任、无所作为,同时还将本属于自己的治理责任推卸给广大发展中国家,?#29616;?#21046;约着全球气候治理的顺利?#24179;?#21487;以说,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,个体主义价值观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相互背离,不仅导致了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利己主义与全球治理层面的集体要求?#29616;?#33073;节,同时更使得全球治理陷入一?#33267;?#38590;的“集体行动困境”之中。也正因如此,困?#25345;?#19979;的全球治理,由于难以摆脱民族国家利己主义的束缚,无法抵达帕累托最优状态,最终不得不长期处于一种低效的两难境地。

        四、“人类命?#26031;?#21516;体?#20445;浩平?#20840;球治理赤字的新钥匙

        “历史总是要前进的,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、观望者、懈怠者、软弱者。”面对困难与挑战,面对生存与毁灭,我们不能做犹豫者,更不能做退缩者,唯有以勇者的姿态奋力进取、不断前行,束缚人类的链条才能被彻底打破。新时期以来,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自身强烈的责任与担当,创造性地提出了“人类命?#26031;?#21516;体”这一科学理念。该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倡导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平?#35748;?#24453;、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;营造公道正义、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;谋求开放创新、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;促进?#25237;?#19981;同、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?#36824;?#31569;尊崇自然、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,努力构建“持久和平、普遍安全、共同?#27604;佟?#24320;放包容、清洁?#35272;觥?#30340;人类命?#26031;?#21516;体。这不仅有力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,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,同时更为新时代的全球治理提供了?#34892;?#30340;“中国方案?#20445;?#25104;为?#24179;?#20840;球治理赤字的新钥匙。

      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任何学理?#27835;鮒展槎家?#22238;到现实层面的实践。面对世界多极化、经济全球化、文化多样化、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,中国作为“人类命?#26031;?#21516;体”理念的倡导国,理应在把握机遇、立足实?#23454;?#22522;础之上,积极倡导“人类命?#26031;?#21516;体?#24065;?#35782;,不断增强“人类命?#26031;?#21516;体”的国际认同,主动参与不同层面的全球治理,不断?#24179;?#22269;际关系的转变与完善,促进全球经济的开放与发展,加强安全层面的合作与建设,增进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,参与全球生态的治理与完善。唯有此,中华民族才能谱写出“中国梦”与“世界梦”的协奏乐章,真正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的同频共振;也唯有此,世界各国才能勠力同心、同舟共济,不断应对人类社会的各类问题与挑战。

        总的来说,“人类命?#26031;?#21516;体”作为新时代全球治理的“中国方案?#20445;?#23427;的现实构建既不是一蹴而?#20572;?#20063;不是一帆风顺的,这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实践过程。但即便如此,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?#34892;?#24515;完成这一艰巨任务,勠力同心的世界人民更是?#24515;?#21147;推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。这也恰如习近平同志所说:“构建人类命?#26031;?#21516;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,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。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、国?#39318;?#32455;和机构一道,共同?#24179;?#26500;建人类命?#26031;?#21516;体的伟大进程。”

        (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)

      作者简介

      姓名:陈鑫 工作单位:

      转载请注明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 (责编:蔡毅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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